(广东首单！为“星星孩子”找爸妈“备份”，时长共4分17秒)
广东首单！为“星星孩子”找爸妈“备份”
2026年4月2日，第19个世界孤独症日。
无数人把目光投向“星星的孩子”。
而在喧嚣之外，有一群父母正默默做着一件更沉重的事——为自己离开后的无数个明天，拼出一个孩子的未来。
距离卢莹把那套广州的房子“装”进信托，已过去近四个月。
每当想起那份信托合同，她心里都会多一丝踏实：“我们一直在努力为孩子找一个爸爸妈妈的‘备份’，未来托付是一个浩大的工程，我们需要一块一块拼图把它拼出来。”
卢莹，25岁孤独症青年森森的母亲，成了广东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殊需要信托（下称“不动产特需信托”）“第一个吃螃蟹”的委托人。在她身后，是无数心智障碍者家庭。
他们共同的焦虑，可以浓缩为一句话：我死之后，孩子怎么办？
▼用房子托付未来
2002年7月20日，森森1岁9个月还不会说话。
医生问：是不是喜欢玩小汽车轮子？喜欢玩开关？喜欢看风扇叶子转？
“就像算命先生一样准。”卢莹说，回答时心里已“拔凉拔凉”。
30分钟，出了诊断结果：典型孤独症。那是她人生中最崩溃的时刻之一。
彼时网上查到的、医生传递的信息，都指向同一个结论——这孩子以后生活不能自理，需要家人终身照顾。
但二十多年后，森森过着一种她“做梦都没敢想象”的生活：他独自住在一套房子里，周末才回爸妈家。
屋子打理得干干净净。
他买菜做饭，能独立做出一桌五六个人的菜。
他在一所小学的文印室当文印员，热爱旅游，专挑有地铁的城市去。
森森是轻度孤独症患者。
不是所有孤独症孩子都能走到这一步，但卢莹的坚持提供了另一种可能：他们用了数年时间，让森森先在出租屋里与人合住，逐步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。
然而，眼前的平衡太脆弱了。
2018年，森森18岁成人礼。团广州市委组织了一场活动，10个特殊孩子家庭参加，大家拍了张大合照。“2018年到现在并没有很遥远，家长也应该不会很老，但是已经有两个家长不在了。”
眼睁睁看着半途走掉的家长，孩子的生活随之剧变——原来被爸爸妈妈照顾，后来被送去福利院、养老院托养。“对我们冲击力很大。我们就会想，我要怎么样给爸爸妈妈找一个备份。”
这个“备份”，在2025年年底，以不动产特需信托的形式部分落地了。
什么是不动产特需信托？光大兴陇信托慈善办公室总经理曾庆斌解释：委托人将不动产作为信托财产装入信托，受托人进行管理，产生的收益用于支付特殊需要群体的照护费用。“核心功能是财产隔离，避免财产被他人侵占，确保专款专用。”
通俗地说，就是把房子“锁”进一个法律保险柜。父母去世后，信托公司按照父母生前写好的“剧本”——每月支付生活费、定期支付护理费、必要时出售房产——一板一眼地执行。
汉正家族办公室首席顾问胡仕波将这一机制的意义概括为“以房养老，以房保障未来”。对于普通老百姓，房子是最大、往往也是唯一的财产。把不动产装进信托，等于把最沉的“压舱石”锚定在孩子未来的航道上。
▼广州的关键一步
事实上，卢莹很早就知道信托这个词，但一直觉得“是富豪的事情”。
早期，她和很多孤独症家长一样，只能靠买保险给孩子留点保障，但很多保险，心智障碍者保不了。
父母走了以后孩子交给谁来照顾，是这些孤独症家庭的终极问题。
据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估测，国内孤独症谱系障碍流行率为0.7%，6至12岁的患病儿童总数约为70万。
转机来自2021年，特殊需要信托在北京开始出现。
2023年2月，卢莹在广州签了自己的特殊需要信托合同。
当下，特需信托核心服务对象包括未成年人、心智障碍者、生活不能自理的残障人员、失能失智老人等特殊群体。
但当时，不动产还不能装进信托。
而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，房产占心智障碍者家庭总资产的75%。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理事、广州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名誉理事长戴榕认为，房产是心智障碍者家庭的主要财产如能用于未来托付安排，将大大减轻政府的兜底负担。
直到2025年4月2日，世界孤独症日，中国不动产特殊需要信托第一例在北京落地。
同年7月，广州市多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开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工作的通知》。
光大兴陇信托迅速响应，卢莹成为广东首单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的委托人。
不动产特需信托落地的障碍有很多，税收是重要的一关。按照现行税收机制，不动产装入信托时会产生一笔不菲的税费，持有期间还有不动产税，持有成本非常高。广州的解法是“预告登记”——这不是真正的产权过户，而是给房产“贴一个标签”，将其权益锁定在信托框架内，把税收问题推到未来处置时再解决。
2025年12月3日，卢莹从广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走出来时，手机里多了一条受理短信。
前后不到30分钟，她和光大兴陇信托的工作人员顺利完成了那套房产的“预告登记”。“我一分钱都没有付，不需要交税，也不需要交手续费。”
信托制度研究专家高传捷认为，广州的政策创新为特需家庭提供了应急解决方案。
该信托的落地，不仅为孤独症家庭提供了保障，更探索出“金融+公益+民生”融合发展的新路径。
▼理想与现实的裂缝
广东首单落地的掌声尚未散去，挑战已摆在眼前。
第一个挑战是税收：“预告登记”只是“缓兵之计”，未来房产处置时，增值税、所得税、土地增值税依然存在。
曾庆斌坦承：“税收政策的确定是下一步的挑战。”
第二个挑战是生态。曾庆斌说得很直白：“部分家长误以为信托公司能解决所有问题，但信托公司不具备专业托养能力，核心作用是管理资产、协调资源。”换言之，信托管“钱”，不管“人”。
谁来照顾孩子？谁来监督服务？谁来在父母走后做孩子的“监护人”？是更重要的问题。
目前，卢莹的信托创新性地采用“双监察人＋双受益人”模式：广州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作为长期服务孤独症家庭的专业组织，负责监督信托财产是否切实用于满足受益人的特殊生活需求；汉正家族办公室作为专业机构监察人保障合规运作；双受益人既解决孩子未来托付难题，又覆盖卢莹自身养老需求，实现“托孤+养老”一体化保障。
但胡仕波指出，民法典中的“意定监护人”制度仍很新，“涉及生命的问题，非常慎重”，实践中缺少成熟的监护机构。
更大的问题是托养服务机构在哪里？戴榕直言：“很多信托公司对心智障碍群体了解甚少，特需信托缺乏统一合同标准，也很难找到匹配的托养机构。”乡村地区专业康复机构、托养照护机构严重匮乏，特殊教育学校容量有限。
第三个挑战是认知与商业动力。
胡仕波透露，目前全国特殊需要信托仅100多例，20多家信托公司参与。“大多数信托公司不积极，因为不赚钱。”特殊需要信托享受设立费减免、管理费较低等政策优惠，对信托公司缺乏商业吸引力。
同时，家长们对信托也还不够熟悉和信任。上述调研报告显示，仅有11%的家庭对心智障碍子女的未来托付有长远规划并采取行动。
“特殊需要信托不容易赚钱，信托公司不爱做，只是迫于政策无奈。”卢莹的观察一针见血。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家庭参与，就无法形成规模效应；没有规模，服务生态就建不起来；没有生态，家长的信任就上不去——这是一个死结。
此外，不动产特需信托还面临全国大多数地区登记路径尚未打通、房产在漫长的信托存续期如何管理、当孩子突发重病急需用钱时如何快速变现等问题。
“未来托付是一个浩大的工程，”卢莹说，“我们一块一块拼，不能说已经全部弄好了，只能说又迈出了一步。”
世界上第一个被确诊孤独症的唐纳德·格雷·特里普利特，2023年以89岁高龄去世。父母离世后，他一直住在父母留下的房子里，信托支付一切生活费用。他每天喝咖啡、打高尔夫，跟邻居老太太发信息相约教堂。镇上的人说：“他是个快乐的人。”
“这就是我们的理想目标。”卢莹说，唐纳德的生活不该是一个奢侈的理想，而应是每一个孤独症孩子，在父母老去之后，能够期待的最基本的底线。
拍摄：王俊涛 吴明 周中雨
剪辑：龙达洋
采写：周中雨 王俊涛 姚翀
海报：吴颖岚 谭唯
校对：冯志坚
审核：曾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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